中國制造：即將終結代工時代
發布日期： [20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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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制造”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隨著通貨膨脹率急劇上升，引起國內制造業的新一輪關注，而此前，在中國運營工廠所需的成本已經穩步上升多日。
通貨膨脹率攀高的時機對于企業主來說也很不妙，而主要商品的價格上漲使工人們加薪要求更為迫切。
“人民幣升值、通貨膨脹引起的商品漲價及物業和設備成本的增加、工資上漲”，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表示，一些外國公司沒有動力把生產基地設在中國。
鑒于此，一些在華有分支的美國公司正考慮各種措施來抵消升高的勞動力和出口成本，部分公司在考慮將所有工廠搬出中國，而印度、越南、緬甸、柬埔寨等東南亞低勞動力成本地區成為他們的下一站。
嚴重的情況遠不止這些。波士頓咨詢公司在5月份的報告中預測：“到2015年，美國將戰勝中國重奪制造業王冠，人們會看到美國市場越來越多的商品將是‘美國制造’。”波士頓咨詢高高等合伙人哈爾·西爾金表示，未來五年，隨著美國和中國工資差距逐漸縮小，美國把制造業大量外包給中國的時代即將結束。
耐克“落跑”
得益于“代工模式”，跨國巨頭耐克公司沒有自己的工廠。它所出售的所有鞋類、服裝以及運動裝備產品都來自代工廠，長期以來中國都是其代工廠分布的重鎮，其中，較大的是來自于中國臺灣的泰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豐企業”）。
泰豐企業一直在深圳、東莞等地設立代工工廠，并慢慢成長為耐克較大的“制造者”—每6雙耐克運動鞋中，約有1雙來自于泰豐企業。可如今，如果你剛好買到1雙泰豐企業生產的耐克鞋，這雙鞋有一半的可能是泰豐企業越南工廠生產的。
原來，隨著泰豐企業在越南同奈省和頭頓省等地區代工廠相繼投產，2007年，越南地區的產能已達泰豐企業的51%，成為該公司主要的營收與獲利來源；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地區產能則只占泰豐企業約32%。
幾年下來，這種產能撤離中國大陸的趨勢仍在加劇。“2010年，中國大陸的代工廠占泰豐企業出貨量進一步降低為23%，越南維持51%的份額，印度尼西亞占到18%的份額，印度占據8%的份額。”市場觀察人士馬崗指出。
實際上，并不僅僅是泰豐企業一家在改變代工廠的地理空間分布。耐克公司另一家重要的代工企業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裕元集團”）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
有統計顯示，2003年裕元集團在中國大陸、越南、印度尼西亞擁有的生產線分別為161、78和51條；可到了2010年，裕元集團在上述三地的生產線數量分別是226、120和114條，生產線的條數同比分別增加40.4%、53.8%和123.5%，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生產線增加的幅度遠高于中國大陸。
代工廠“外移潮”的原因，泰豐企業坦承：“大陸地區近年來的勞動力成本上漲與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經營難度，基于長久以來集團各廠皆以勞動法令所規范的高標準給付員工薪資與相關福利，這些成本的增加已逐步反映在前幾年的經營成本上。”裕元集團則指出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生活水平提升，加上政府訂立較低工資規定，大陸勞工成本應會上升，因而在越南繼續發展生產基地。
離開中國？
耐克的情形并非特例。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華有分支的美國公司正考慮各種措施來抵消升高的勞動力和出口成本，有些公司在考慮將所有工廠搬出中國。
首先，在中國外貿企業中占比相當高的港資、臺資代工企業，同泰豐企業和裕元集團一樣，紛紛把目光投向東南亞地區。
“中國作為低成本制造國的光環正在淡去。生產成本的增加、通貨膨脹和人民幣的穩步升值，使得工廠的運營成本逐漸攀升。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已經離開中國轉向印度和越南，尤其是一些臺企和港企，還有更多的企業在考慮遷廠問題。”波士頓咨詢公司5月份的報告顯示。
或許正是如此，2010年6月，“代工好品質產品代表”富士康國際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偉良即稱，他們正在考慮將部分工廠搬往印度和越南；而在2011年初，為蘋果等多個產品手機提供原件的臺灣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的工廠開工建設，據介紹整個工廠預計投資1.5億美元。
“去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差不多是必須的。至于具體什么時候轉移，則要看中國工資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速度有多快。”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投資者關系總監岑立也指出。
事實上，越南、印度尼西亞、泰國等亦是那些在華美企的選擇。跑鞋和運動服生產商BrooksSportsInc.首席運營長博漢（DavidBohan）就指出，“考慮到過去兩年間，中國每小時的工資率增長了50%，而且人民幣不斷升值”，他們在考慮使用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新合作伙伴。
與此同時，一些企業則考慮搬回美國。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高高等合伙人哈爾·西爾金預計，中國工資將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長，加之人民幣持續升值，再考慮美國工人相對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到2015年，中國制造業的凈勞動力成本將與美國的水平相當，“未來五年，在美國銷售的企業會減少在中國投資，大家將看到越來越多的產品是美國制造。”
為了說明這些美國企業搬回去的理由，哈爾·西爾金特別算了一筆賬。“考慮美國相對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資，僅比美國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加上，“由于工資在總成本中占20％-30％，甚至在考慮庫存和運輸之前，中國制造只比美國便宜10％-15％；如此一來，中國產品的總成本優勢會降到個位數，甚至完全被抹掉。”
中國優勢
盡管中國的制造業競爭力正在減弱，但是不應當將減弱的程度過分夸大。在多位分析人士看來，中國仍是制造業天堂，且國內市場也十分巨大。未來數年，中國制造業的優勢仍將保持。“中國有大國優勢，產業鏈非常長，這是東南亞地區難以比擬的。”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指出。
“工廠之所以留在中國，也有非常強大的理由：遷移生產基地既費錢又費時，而且新的市場，尤其是中國以外的市場，有它們自身的未知風險。”中國美國商會會長孟克文認為，部分依賴低勞動力成本的企業會轉移出去，但其他領域很難，如筆記本電腦生產商，這個行業勞動力成本所占比重很少，且非常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畢竟企業的固定資產已經就位了。”
實際上，基礎設施不夠完善，且地區規模較小，正是東南亞一些地區難以吸引某個行業產業鏈的整體搬遷的原因。“可如果只是產業鏈的某一段轉移過去，對于企業會有其他不便和困難。”孟克文指出。
更何況，一些東南亞地區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如經濟或政局不穩，今年2月越南盾貶值10％，且泰國則是罷工問題比較嚴重。
中國國內市場的規模和范圍以及工人的高素質同樣是讓那些美國企業選擇“堅守中國”。據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顯示，接受調查的350家企業中，有61％的企業是在中國生產、采購，并供應中國市場，僅供應美國市場的企業占10％，供應中國和美國以外市場的占8％。“中國市場的誘惑力可見一斑。”孟克文說。
美國商會的調查表明，同制造業的其他變量相比，中國工人的素質評高等良好。根據調查反饋，雖然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效率、物流基礎設施、法律遵循方面得分很低，但工人素質一項得分很高。
就是同美國相比，中國制造業的人工成本的優勢同樣明顯。沈明高特別指出，以2008年為例，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僅為美國的8％，即便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長，達到美國的水平也需要較長時間。
“由于人民幣的持續升值，的確可能會造成一部分美國企業倍感壓力，產生撤離中國的想法，但是短期內應該不會出現大量的企業離開中國。”王志浩指出。
王志浩的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事實的支撐。據渣打銀行一季度對80家出口企業進行調查，包括珠三角的香港制造商58家，上海周邊的臺資企業9家，以及13家位于重慶的企業。接受調查企業中，僅有6家企業因為工資上漲考慮離開中國，其中，珠三角4家，上海周邊和重慶各1家。
通貨膨脹率攀高的時機對于企業主來說也很不妙，而主要商品的價格上漲使工人們加薪要求更為迫切。
“人民幣升值、通貨膨脹引起的商品漲價及物業和設備成本的增加、工資上漲”，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表示，一些外國公司沒有動力把生產基地設在中國。
鑒于此，一些在華有分支的美國公司正考慮各種措施來抵消升高的勞動力和出口成本，部分公司在考慮將所有工廠搬出中國，而印度、越南、緬甸、柬埔寨等東南亞低勞動力成本地區成為他們的下一站。
嚴重的情況遠不止這些。波士頓咨詢公司在5月份的報告中預測：“到2015年，美國將戰勝中國重奪制造業王冠，人們會看到美國市場越來越多的商品將是‘美國制造’。”波士頓咨詢高高等合伙人哈爾·西爾金表示，未來五年，隨著美國和中國工資差距逐漸縮小，美國把制造業大量外包給中國的時代即將結束。
耐克“落跑”
得益于“代工模式”，跨國巨頭耐克公司沒有自己的工廠。它所出售的所有鞋類、服裝以及運動裝備產品都來自代工廠，長期以來中國都是其代工廠分布的重鎮，其中，較大的是來自于中國臺灣的泰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豐企業”）。
泰豐企業一直在深圳、東莞等地設立代工工廠，并慢慢成長為耐克較大的“制造者”—每6雙耐克運動鞋中，約有1雙來自于泰豐企業。可如今，如果你剛好買到1雙泰豐企業生產的耐克鞋，這雙鞋有一半的可能是泰豐企業越南工廠生產的。
原來，隨著泰豐企業在越南同奈省和頭頓省等地區代工廠相繼投產，2007年，越南地區的產能已達泰豐企業的51%，成為該公司主要的營收與獲利來源；相比之下，中國大陸地區產能則只占泰豐企業約32%。
幾年下來，這種產能撤離中國大陸的趨勢仍在加劇。“2010年，中國大陸的代工廠占泰豐企業出貨量進一步降低為23%，越南維持51%的份額，印度尼西亞占到18%的份額，印度占據8%的份額。”市場觀察人士馬崗指出。
實際上，并不僅僅是泰豐企業一家在改變代工廠的地理空間分布。耐克公司另一家重要的代工企業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裕元集團”）也發生了類似的變化。
有統計顯示，2003年裕元集團在中國大陸、越南、印度尼西亞擁有的生產線分別為161、78和51條；可到了2010年，裕元集團在上述三地的生產線數量分別是226、120和114條，生產線的條數同比分別增加40.4%、53.8%和123.5%，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生產線增加的幅度遠高于中國大陸。
代工廠“外移潮”的原因，泰豐企業坦承：“大陸地區近年來的勞動力成本上漲與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經營難度，基于長久以來集團各廠皆以勞動法令所規范的高標準給付員工薪資與相關福利，這些成本的增加已逐步反映在前幾年的經營成本上。”裕元集團則指出隨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生活水平提升，加上政府訂立較低工資規定，大陸勞工成本應會上升，因而在越南繼續發展生產基地。
離開中國？
耐克的情形并非特例。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在華有分支的美國公司正考慮各種措施來抵消升高的勞動力和出口成本，有些公司在考慮將所有工廠搬出中國。
首先，在中國外貿企業中占比相當高的港資、臺資代工企業，同泰豐企業和裕元集團一樣，紛紛把目光投向東南亞地區。
“中國作為低成本制造國的光環正在淡去。生產成本的增加、通貨膨脹和人民幣的穩步升值，使得工廠的運營成本逐漸攀升。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已經離開中國轉向印度和越南，尤其是一些臺企和港企，還有更多的企業在考慮遷廠問題。”波士頓咨詢公司5月份的報告顯示。
或許正是如此，2010年6月，“代工好品質產品代表”富士康國際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陳偉良即稱，他們正在考慮將部分工廠搬往印度和越南；而在2011年初，為蘋果等多個產品手機提供原件的臺灣勝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越南的工廠開工建設，據介紹整個工廠預計投資1.5億美元。
“去其他成本更低的地方，差不多是必須的。至于具體什么時候轉移，則要看中國工資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速度有多快。”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投資者關系總監岑立也指出。
事實上，越南、印度尼西亞、泰國等亦是那些在華美企的選擇。跑鞋和運動服生產商BrooksSportsInc.首席運營長博漢（DavidBohan）就指出，“考慮到過去兩年間，中國每小時的工資率增長了50%，而且人民幣不斷升值”，他們在考慮使用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新合作伙伴。
與此同時，一些企業則考慮搬回美國。據波士頓咨詢公司的高高等合伙人哈爾·西爾金預計，中國工資將以年均17％的速度增長，加之人民幣持續升值，再考慮美國工人相對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到2015年，中國制造業的凈勞動力成本將與美國的水平相當，“未來五年，在美國銷售的企業會減少在中國投資，大家將看到越來越多的產品是美國制造。”
為了說明這些美國企業搬回去的理由，哈爾·西爾金特別算了一筆賬。“考慮美國相對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上海等地工人工資，僅比美國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州便宜30％。”加上，“由于工資在總成本中占20％-30％，甚至在考慮庫存和運輸之前，中國制造只比美國便宜10％-15％；如此一來，中國產品的總成本優勢會降到個位數，甚至完全被抹掉。”
中國優勢
盡管中國的制造業競爭力正在減弱，但是不應當將減弱的程度過分夸大。在多位分析人士看來，中國仍是制造業天堂，且國內市場也十分巨大。未來數年，中國制造業的優勢仍將保持。“中國有大國優勢，產業鏈非常長，這是東南亞地區難以比擬的。”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指出。
“工廠之所以留在中國，也有非常強大的理由：遷移生產基地既費錢又費時，而且新的市場，尤其是中國以外的市場，有它們自身的未知風險。”中國美國商會會長孟克文認為，部分依賴低勞動力成本的企業會轉移出去，但其他領域很難，如筆記本電腦生產商，這個行業勞動力成本所占比重很少，且非常依賴中國的供應鏈，“畢竟企業的固定資產已經就位了。”
實際上，基礎設施不夠完善，且地區規模較小，正是東南亞一些地區難以吸引某個行業產業鏈的整體搬遷的原因。“可如果只是產業鏈的某一段轉移過去，對于企業會有其他不便和困難。”孟克文指出。
更何況，一些東南亞地區還有一些其他問題，如經濟或政局不穩，今年2月越南盾貶值10％，且泰國則是罷工問題比較嚴重。
中國國內市場的規模和范圍以及工人的高素質同樣是讓那些美國企業選擇“堅守中國”。據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顯示，接受調查的350家企業中，有61％的企業是在中國生產、采購，并供應中國市場，僅供應美國市場的企業占10％，供應中國和美國以外市場的占8％。“中國市場的誘惑力可見一斑。”孟克文說。
美國商會的調查表明，同制造業的其他變量相比，中國工人的素質評高等良好。根據調查反饋，雖然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效率、物流基礎設施、法律遵循方面得分很低，但工人素質一項得分很高。
就是同美國相比，中國制造業的人工成本的優勢同樣明顯。沈明高特別指出，以2008年為例，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僅為美國的8％，即便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長，達到美國的水平也需要較長時間。
“由于人民幣的持續升值，的確可能會造成一部分美國企業倍感壓力，產生撤離中國的想法，但是短期內應該不會出現大量的企業離開中國。”王志浩指出。
王志浩的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事實的支撐。據渣打銀行一季度對80家出口企業進行調查，包括珠三角的香港制造商58家，上海周邊的臺資企業9家，以及13家位于重慶的企業。接受調查企業中，僅有6家企業因為工資上漲考慮離開中國，其中，珠三角4家，上海周邊和重慶各1家。